1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做客“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以“老龄化与民生”为主题做了精彩的线上分享。本文是根据本次讲座的文字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整理和编辑。
这次的讲座主题之所以定为“老龄化与民生”，一方面是因为老龄化是经济学家和各行业学者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也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一、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我想先从宏观角度来展示一些事实。首先是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带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启示，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一些特点。
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的总人口数量为14.12亿，仍保持增长状态，中国也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出生率在逐年下滑，而死亡率基本持平，因此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呈现每年创新低的态势，这就意味着在不太远的将来，我们终究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也就是零增长，然后进入负增长。与此同时，我们的老龄化率也在加速上升，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91亿，老龄化率达到13.5%。
以上数字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状况的一些基本趋势，但是决定长期人口变化趋势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如果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就可以完成对自身的替代，我们称之为“达到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从统计上看这个数字是2.1。学术界一般把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高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的叫做“低生育率”，如果更低的话，低于1.5就叫“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叫做“极低生育率”。很多人口统计研究结果认为，如果进入到极低生育率，想要摆脱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了，因此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甚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整体水平。日本号称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日本的生育率也接近1.4，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除了上述特征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未富先老”。就是说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与我们的人均收入平均相比，或者说与我们的发展阶段相比是超前的，甚至是严重超前。这个“未富先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按照这个速度计算，预计我们的老龄化率在2050年左右将会超过发达国家。
第二，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虽然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我们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很快将不再是世界第一；可是在2040年之前，我们的老年人口数量占全球老年人的比重将继续走高，预计到2040年达到26.4%。过去我们说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未来将变成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老年人。
第三，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加快迈向老龄化，但是它们的老龄化率在本世纪之内不会超过发达国家。
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首先要提到人口变化的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从那以后每年都是负增长，现在是每年减少几百万，未来减少的速度会更快。这改变了过去“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也就是说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依赖性人口占比会提高。这个变化已然导致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进而使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从那以后我国的经济减速逐渐回落，并且从2012年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中国的总人口数量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如果说第一个转折点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放慢、资本报酬率下降、生产率增长放缓，那么第二个转折点的影响更主要是体现在需求侧，最主要是对消费需求产生大的制约。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能力本来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如果需求侧支撑力不足的话，实际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制约，影响我们实现发展目标。
人口变化主要是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一、人口总量效应，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三、收入分配效应。
总量效应
人就是消费者，在排除收入变化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消费就增长，如果人口负增长，那消费的变化不言而喻。这些年来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整体呈现下降势头，虽然人均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把人口和人均消费水平相乘得出消费总量的话，可以发现其增速也在随着人口增长的减速而放缓。
年龄结构效应
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实际上是20岁之后才开始有劳动收入，三四十岁时达到高峰，到60岁基本就结束了。但是消费不一样，人生下来就要消费，并且整体而言是随着年龄的提高趋于下降的。
如果分阶段来看的话，青少年阶段的消费其实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是少子化的稀缺规划所致，家长们愿意为下一代支出，市场也利用这种刚性抬高“三育”成本。随着未来的孩子越来越少，这一块对总消费的贡献也会下降。
第二就是劳动年龄阶段，这部分人虽然挣钱，但是消费并不高，我称之为“现收现付悖论”。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很大程度上属于“现收现付”，也就是说我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并不是由国家存起来留给我们退休的时候用，而是当期就付给退休者，因此目前在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是比较重的。另一个方面，这种现收现付模式目前尚能周转得开，可是随着未来老龄化加深，人口抚养比提高，没有那么多劳动者来支撑现收现付，因此现在的这些劳动年龄人口既要承担较重的社保负担，还要为了将来的养老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些都限制了他们的消费支出。
到了老年人阶段，众所周知我们的养老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广，保障水平也有限，老年人持续就业的程度也不够高，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除此之外，中国老年人除了要为自己的长久养老做储蓄，还会为子孙后代考虑，因此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不太足。
收入分配效应
如果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强，因为他们的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满足，而高收入群体的大部分需求 已经得到满足，因此很大一部分收入倾向于储蓄起来。整体而言，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消费需求相对就越不够旺盛。十八大以来，我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有了明显改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但是从我们应对未来老龄化的需要来看，目前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基尼系数仍处在0.4以上，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最低的，这也是制约未来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从民生着眼应对老龄化
尽管老龄化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民生着眼解决老龄化问题，我们是拥有充分的手段和政策来加以应对的。
首先，我们现在产生了全生命周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这个图通常用来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的“回声效应”，可以看到，2020年中国人口年龄分布中的主要人群在三十几岁，仍属于比较有生产性的结构；但是10年之后的2030年，同样的这批人组成了位于40多岁的主要人群；再过10年，临近退休年龄的他们仍旧是人口结构中的主力，这就需要我们动态地满足各个人口群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实际上为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提出了一个基本蓝图，就是要以“全生命周期”为出发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清单。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已经做出的政策部署，应该逐渐地通过加大再分配力度予以构建。
基于一般规律，我做了一些国际比较。图中的横坐标是人均GDP，代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纵坐标是政府社会支出的GDP占比，总体上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尤其是在达到一定发达程度之前，更准确地讲是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5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社会支出占比显著提高，大体上是从26%提高到37%。
10000到25000美元人均GDP属于什么水平？相当于逐渐进入并稳定在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恰好是10000美元，到2025年我们要超过12000美元，2035年达到23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基于未来15年我们的发展预期，我们应该显著提高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再加上还要面对“未富先老”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力度来提高社会福利支出。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把生育率提高上来，这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言以概之的话，那就是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有助于生育率回升的。
图中蓝线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能到6甚至7，最低的不到1。联合国在各个国家进行调查的时候，会询问当地人认为的理想家庭孩子数，最后发现无论是在高生育率国家还是在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人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可见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与2.1的更替水平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意味着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终究要下降，这是由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措施的可得性决定的，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低生育率国家也有可能向2.1回归，只要能够克服过高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向理想水平靠拢的。在一些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近年来也呈现生育率回升的趋势。何况中国未富先老特点，也意味着我们超越阶段把生育率降得太低了，生育意愿其实还是高于现在的生育率的。国家做出了部署，希望在“十四五”时期从降低生育成本入手，让人们能够在政策范围内根据自身的意愿来提高生育率。
